一般来讲，年会中心议案很大程度上是核心成员特定时期共同关心的主题，是学术共同体中等级结构权力关系的集中体现。这个中心议案可以是一个问题，也可以是一系列问题，它们构成的认识中心，涵盖专业学会核心成员的关注焦点，代表该研究领域总体的研究兴趣和发展方向，并进而影响这个专业学会中个体研究取向。所以各个学术团体对中心议案的设计或出台都非常慎重，社教社概莫能外。如前文所讲，理事会在年会召开前事先征集中心提案，除通知社员作为提案参考外，并邀请国内知名学术团体、教育家群体起草具体提案，然后由常务理事汇总提交大会。换句话讲，中心议案的具体提案的出台，实际上是常务理事及理事会筛选后的结果，中心议案提案的设计及确定过程，便成了讨论研究历届年会中心议案论争的前提。
表6-9 社教社第二至四届年会中心议题及起草人一览表（1933—1936）[33]
判定年会中心议案提案中的话语权，需将提案起草人出现频率与实际影响两个方面来综合考量。从表6-9可见，第二届、三届、四届年会中心议题提案起草人出现频率看，不论采用分组起草提案，还是成立委员会，梁漱溟、高践四、孟宪承三次均被列入，晏阳初、江问渔、庄泽宣、崔载阳两次；常务理事俞庆棠、赵冕以及理事董淮、尚仲衣，候补理事郑宗海，社员杨效春、古楳各一。但从实际出台的中心议题以及决议案，以曾先后工作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教授们作为社教社的核心成员，牢牢掌控该社年会中心议案提案的话语权，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学缘、地域、留学国别等相互重叠的多重学术网络。尽管第二届年会以来梁漱溟一直连选连任常务理事，每届年会中心议案提案起草亦被列为必要人选，其影响也在逐年增强，但依然未能进入社教社权力核心，特别是第三届年会梁漱溟因意见相左以身体原因退出，该社社刊《社友通讯》上刊登“当以梁先生患病赴北平休养，另推孟宪承高践四二先生协助编拟。现在该项方案，业经编制就绪，交事务所付印，本届年会定能提出讨论”，[34]态度坚定，第二届至四届中心议案具体方案的出台过程，彰显社教社核心成员仅将其作为与晏阳初、江问渔一样的学术团体核心人物看待，作为吸纳外在智慧的来源。以俞庆棠、高践四、孟宪承、李蒸、雷沛鸿、陈礼江、赵冕等人为代表的社教社核心成员，“政教合一”是他们筛选中心议案提案的关键因素，并由此布局出社会教育学术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