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体裁发生的变化，同样也可以看出理学对史学的侵蚀。朱熹和他的学生改作《资治通鉴》为《资治通鉴纲目》，其动机是要使史书更好地宣传天理之正。史书的新体裁纲目体出现了。学术史体裁著作得到较大的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理学家写学术史作品，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李心传的《道命录》等的编写，是为宣传理学的观点，以适应道统建立的需要。
史学对理学发展的影响也是明显的。第一，理学的发展不能不包括史学思想。理学的求“理”，离开“考古今”、“多识前言往行”，是无法实现的。天理的论证，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说明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永恒，纲常名分道德为天理的体现。这一方面，少不了历史的说明，万物一理，理一分殊，离开历史的阐释，理气说只能是半截子的理论；少于“历史”的说明这个“半壁江山”，理学就不成其为体系。所以，理学家尽管在形式上轻视史学，提出经先史后、经细史粗等观点，但在实际上，他们不能不借助历史的说明，建构理学体系的大厦。而且理学的终极目标是以理来治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维持封建的统治。缺少历史的验证，理学的说教没有落脚点，也很难为封建帝王所接受，理学的价值也难以为封建人君所认可。所以，史学的理学化是理学发展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