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看，本片形式感十足，几次变色即明显划分了电影结构，也贴切的传达出剧情的主题，外化出明显的情绪起伏.
在构图方面，大量外景都使用了边角构图，特别是部分的医院镜头，将人物挤到了镜头边缘，十分被动的境地，但在旅馆室内戏份中，构图清晰规整，都透露出一股家庭的味道，这份对比，明显的显示出少年对于家庭爱的渴望.
在最豪华旅馆的固定镜头中，歌姬将他与父母等人明显的划分开来，横向与纵向的物理坐位，也是对立十足，此后少年逃离，在经过一夜的旅程与探寻之后，彻底的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少年的孤独境地并非是导演单纯的同情社会底层，父亲身份的设置，天然的为父权赋予了帝国主义的意义，片中多次以父亲站在高处俯视他们母子，然后镜头焦距变短，制造一种背后强大力量凝视的感觉，二战父一代的阴影由此弥漫在少年的头顶，使人逃离不出.
朱旭老爷子真的是中华传统文化推广大使…《弗里达》、《弗里达》、《弗里达》还有这部充斥着传统文化符号（京戏、龙舟、古文、胡琴、祠堂、观音、守候、慰灵、落叶归根）的《弗里达》，他总是担当着传统的继承者，不停地面临着新旧世代的断裂，却永远显露出那个心中秉承旧规矩的辛酸老者形象，在他身上我们总能找到自己长辈的影子而略去他们骨子里的陈腐，某种程度上这应该也算是记忆的美化.
而此类电影也多采取传统且亲民的古老叙事方法，吴天明（伙同第四代）是拍摄此类电影的佼佼者，孙周很难有所超越，加之本子偏单薄又采用了稍显刻意的儿童旁白（不知为何国产儿童电影非常喜欢使用旁白，如《弗里达》），更是落了下乘.
但本片的打光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加深了电影质感.
并且京京这个男孩形象没有落入窠臼，写得算是可圈可点.
拷贝状态不佳亟待修复.
弗里达·卡罗弗里达·卡罗弗里达1907年生于墨西哥城南部的科约阿坎（Coyoacan）街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
她父亲是一位有匈牙利犹太血统的摄影师，生于德国，家族来自罗马尼亚的奥拉迪亚（Oradea，二战前是匈牙利属地）；母亲则是西班牙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后裔.
她的一生长时间受到身体损伤的侵害. 6岁时就得小儿麻痹，从此成了瘸子. 然而，少年时期的弗里达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子，这也使得她父亲特别钟爱于她. 父亲对于她的教育有着开明的理念，1922年时将她送进Preparatoria就读，这是一所墨西哥最好的预备学校，当时才刚刚开始招收女生，弗里达就是2000名男生和35位女生的其中之一. 也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弗里达认识了她将来的丈夫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他是墨西哥壁画运动三杰之一，当时刚从法国回来，受托在此做壁画. 弗里达深深被他吸引了，由于不知道如何面对突然降临于她的感情，她就戏弄他，和他开玩笑，并试图激起画家妻子的嫉妒. 1925年，弗里达经历了一生最大的一次事故，这件事改变了她的命运. 9月17日，弗里达乘坐的巴士与一辆电车相撞，她的脊椎被折成三段，颈椎碎裂，右腿严重骨折，一只脚也被压碎. 一根金属扶手穿进她的腹部，直穿透她的阴部. 这次事故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并且一生都要与铭心的痛苦为伴，尽管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能正视这一切. 她后来以典型的黑色幽默方式描绘这次使她失去了生育能力的事故：“让我失去了童贞”. 多年以后，她当年的男朋友回忆起来仍是不寒而栗：“剧烈的冲撞撕开了她的衣服. 车上有人带着一包金粉……那金粉撒满了她血淋淋的身体. ”整整一个月，她浑身打满了石膏，躺在一个棺材一样的盒子里，没有人会相信她会活下来. 1926年在病愈过程中她画了第一张自画像，从此她开始以绘画记录自己和生活与情感. 弗里达·卡罗弗里达·卡罗1928年弗里达再次遇到婚姻刚刚破裂的里维拉. 他们发现除了相同的政治观点外（此时他们是共产主义的积极支持者），两个人还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于是在1929年8月正式结婚. 弗里达后来说：“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意外的致命打击，一次是撞倒我的街车，一次就是遇到里维拉. ”由于墨西哥的政治气候对于左翼同情者来说逐渐恶化，许多壁画项目被迫停止，1930年，里维拉夫妇来到美国，先到旧金山，然后又到纽约举办由当代艺术博物馆组织的里维拉回顾展. 在这一时期，弗里达仅被看作一位伟大画家的迷人陪衬，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 1932年，里维拉受托为底特律博物馆创作壁画，而在此期间弗里达流产了. 休养中弗里达画了《底特律的流产》，首张真实而敏锐的自画像. 她从此发展出来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她的丈夫，主要从墨西哥民间艺术以及小型祭坛画中汲取营养，而里维拉对此表示理解和尊敬. 自此弗里达着手于一系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的创作，它们庄严地表现着女性真实、现实、残忍、苦楚的品质. 以前还从来没有人像弗里达一样将如此痛楚的诗歌写在油画的画布上. 她至少经历了32次大小手术. 她有整整一年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 在此期间，她就穿着由皮革、石膏和钢丝做成的支撑脊椎的胸衣. 生命暗淡到极处时，她从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找到了安慰. 她写道：“我的画是对我自己最坦白的表达. ”1936年，她画了一幅自己家族的油画，她的祖父母浑身佩带着大像章飘于云彩之中，她自己则出现在三个地方：一个还是个受精卵，一个是系在她妈妈白色镶边结婚礼服的腰带上的胎儿，还有一个是小孩，手拿一条绳子，把一家7口紧紧系在一起. 她的画几乎都是自画像，她说：“因为我经常孤独一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因为我自己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画像. ”是绘画把她的灾难变成了戏剧，这成为她典型的自我意像——痛苦的哭喊和对关注的渴望. 而在现实生活中，她总是竭力为她的朋友们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 她常常把自己画成“两个弗里达”，一个在忍受痛苦，另一个才是人们所熟悉的她. 不管她身体上的痛苦多么可怕，她那严肃的表情和庄重的眼神都带着坚定的尊严面对着观者. 这对夫妇于1935年返回墨西哥，之后里维拉与弗里达的妹妹开始偷情. 虽然最终他们停止了争吵，但此事成为二人关系的转折点. 里维拉从未忠情于任何女子，弗里达也从此与众多男女开始了纷繁复杂的恋情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