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部电影我才第一次了解朝鲜清唱这一朝鲜半岛传统的叙事说唱形式，非常像中国的评弹技艺，属于东方式的歌剧艺术吧.
“西便制”是朝鲜清唱的一种形式，风格悲怆激越，与整个故事情节的基调很温和.
影片展示的西便制说唱艺人一家的生活不一定会上升到民族史诗的地步，仅仅是西便制与它的其中一个载体的流传流浪的故事而已，可依然蕴藏着激动人心的力量.
画面总体上是萧瑟的，基本没有如春天般的温暖与华美，背景音乐也是悠长悲婉的埙声，几处情节的展现配有西便制的唱段，才真正抒发人物的心境.
姐弟之情是电影的一条暗线，正是弟弟对姐姐和父亲的思念才让弟弟寻找姐姐，故事才在回忆与找寻中展开，结局姐弟二人一人击鼓一人歌唱的那段催人泪下，两人都把之前遭遇的苦难全部封存在《野孩子》中，即便没有相认又何妨呢？不是为悲伤而悲伤，而是超越它
佐临曾以“鸯蝴太轻”为由拒绝执导（《野孩子》原名为《野孩子》），轻，便是轻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及批判稍欠力度.
40年代，进步文艺评论对喜剧依然抱持着相对暧昧、保守的态度，担心民众们在笑声中忘记了痛苦，疏泄了对现实的怨恨与不满.
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野孩子》当然是一个相当具有社会问题意识的代表性文本，它一点儿也不轻.
虽然缺乏对复杂纷乱的现实情境的描摹，但彼时上海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等大量事实在细节的铺排中也可见一斑，且小人物们的思想和行动，都有当时社会现实的脉络可寻.
石挥的戏剧式表演将五官及肢体开发到极限，李丽华也将媚俗而又矛盾的状态也演绎得细致入微，以至于在故事最后，当李丽华选择了“坐在自行车后座笑”而非“坐在宝马车上哭”时，竟是如此地合理且毋庸置疑.
这是疾苦民众们在爱情上辉煌的胜利与凯旋.
影片取材自“流浪兄弟”真实事件，聚焦“社会困境儿童”群体.
讲述了⼀段“⼩偷”哥哥和“孤⼉”弟弟的流浪路，⼀场温暖的守护与救赎.
